谁有李商隐的一些趣闻逸事?

来源:未知 时间:2019-09-06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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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开全部李商隐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47年)进士及第。曾任弘农尉、佐幕府、东川节度使判官等职。早期,李商隐因文才而深得牛党要员令狐楚的赏识,后李党的王茂元爱其才将女儿嫁给他,他因此而遭到牛党的排斥。从此,李商隐便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求生存,辗转于各藩镇幕僚当幕僚,郁郁不得志,潦倒终身。晚唐唐诗在前辈的光芒照耀下大有山穷水尽的下滑趋势,而李商隐又将唐诗推向了又一次高峰,是晚唐最著名的诗人,杜牧与他齐名。两人并称小李杜,有《李义山诗集》。

  在李商隐10岁前后,他的父亲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亲、弟妹们回到了河南故乡,生活贫困,要靠亲戚接济。在家中李商隐是长子,因此也就同时背负上了撑持门户的责任。后来,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时期曾“佣书贩舂”,即为别人抄书挣钱,贴补家用。

  李商隐早年的贫苦生活对他性格和观念的形成影响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实上,他也确实努力承担起家族的责任。成年后,李商隐曾利用为母亲守孝的时间,将寄葬在各地的亲属灵柩迁葬到荥阳。陈贻焮认为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还由于从小孤贫,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经历使他养成犹豫、敏感、清高的性格,这些特征既大量地从他的诗文中流露出来,也表现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隐的启蒙教育可能来自他的父亲,对他影响最大的老师,则是他回到故乡后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这位堂叔父曾上过太学,但没有做过官,终身隐居。据李商隐回忆,这位叔父在经学、小学、古文、书法方面均有造诣,而且对李商隐非常器重。受他的影响,李商隐“能为古文,不喜偶对”。大约在他16岁时,写出了两篇优秀的文章(《才论》、《圣论》,今不存),获得一些士大夫的赞赏。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时任天平军节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隐求学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骈体文的专家,对李商隐的才华非常欣赏,不仅教授他骈体文的写作技巧,而且还资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励他与自己的子弟交游。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骈体文写作进步非常迅速,由此他获得极大的信心,希望可以凭借这种能力展开他的仕途。在这一时期(太和四年,830)的《谢书》中,李商隐表达了对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踌躇满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自蒙夜半传书后,不羡王祥有佩刀。”

  在唐代,缺乏门第背景的知识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发展,主要的入口有两个:科举和幕府。前者被认为是进入官场的资格,是官方对其行政能力的认可;后者是一些有势力的官僚自己培养的政治团队,如果表现出色,也往往可以通过这些官僚的举荐成为朝廷正式的官员。中晚唐时期,很多官员都既有考取科举的资格,也有作为幕僚的经历。

  李商隐青年时期得到令狐楚的赏识,并有机会跟随他学习“四六文”(骈体文),从而自然而然地成为令狐楚的幕僚。但也正是由于这一段经历,使得他一生都被牵累在牛李党争的政治漩涡中。

  牛李党争源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一次科举考试。时任宰相的李吉甫对应试举子牛僧孺、李宗闵进行打击,因为他们在试卷中严厉地批评了他。由此,李吉甫与牛僧孺、李宗闵等人结怨,这笔恩怨后来被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继承了下来。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领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领袖的“李党”在数十年中互相攻讦,争斗不休,成为晚唐政治的留史

  有人根据李商隐部分诗作的风格,推想他性格内向(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编·第十一章)。这种猜测多少有些武断。如果从李商隐的另外一些活泼幽默的作品来看,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现存的资料(主要是他本人的诗歌和文章)表明李商隐的社交范围广泛,他是一个乐于交往而且颇受欢迎的人。

  与仕途生计有关的人物。包括令狐楚、令狐绹、崔戎、王茂元、李执方、卢弘止、郑亚、柳仲郢、李回、杜悰、萧浣、杨虞卿、杨嗣复、周墀、姚合、孙简等人。 互相酬和诗友。包括杜牧、温庭筠、白居易等人。

  在父亲去世后,幼年的李商隐陪同母亲回到河南故乡,这里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完全陌生而且相当艰苦的环境,没有家庭或家族的影响力帮助他在成长过程中自然进入一个社交圈。李商隐凭借才华、人品和性格建立起了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早在十六岁,他就开始与当地的一些知识分子交往,将自己的作品散发给他们阅读,获得了一定的名气——也许就是因此引起了令狐楚的注意。

  认识令狐楚是李商隐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他后来的生活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令狐楚帮助李商隐进入士大夫的社会阶层,同时也使他卷入了党争的旋涡。从829年(文宗太和三年)令狐楚聘用他作幕僚,到837(文宗开成二年)令狐楚去世,他们一直保持着非常亲密的关系。李商隐以谦卑诚恳的态度赢得了令狐楚的信任,有一件事可以表现这种信任的程度:令狐楚在病危之际召唤李商隐来到身边,要求他代为撰写遗表——这并非普通的遗书,而是要上呈给皇帝的政治遗言。令狐楚本人就是这种文体的高手,而他宁愿让李商隐帮助完成自己一生的总结。另一方面,他们两人之间又有非常微妙的距离感。李商隐在一些场合称呼令狐楚为“四丈”,显得相当亲近,但他从不会放松到忘记时时表达感激之情的地步。当然,与其说李商隐谨小慎微地保持了距离,倒不如说令狐楚的态度给定了双方交往的界限。

  在与令狐楚交往的过程中,李商隐学会了如何与既有身份又欣赏自己才华的人融洽相处。这样的人对他而言具有多重身份:伯乐、老师、长辈、上司、赞助者……简言之,他们会对其个人仕途和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李商隐画像李商隐的爱情生活,被许多研究者关注,部分原因在于李商隐以《无题》为代表的诗歌中,www.657000.com,表现出一种扑朔迷离而又精致婉转的感情,容易被人视为丰富的爱情体验的表达。

  关于李商隐的爱情,猜测的部分远远多于有实际证据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甚至象阅读侦探小说一样揣摩分析他的诗文,希冀发现切实的凭据。下面这些女子被认为是与李商隐有过感情纠葛的:

  柳枝。柳枝的名字出现在李商隐写于开成元年(836)年的一组诗(《柳枝五首》)中。他还为在这组诗写了一个长长的序言,讲述了柳枝的故事:她是一个洛阳富商的女儿,活泼可爱,开朗大方,在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到李商隐的诗(《燕台诗》),心生爱慕,于是主动与他约会。但李商隐失约了。他后来得知,柳枝被一个有权势的人收为妾。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如果不是李商隐杜撰,这一段没有结果的感情很可能就是他的初恋。

  宋华阳。李商隐在青年时期曾经在玉阳山修习道术,因此有人猜想他在这期间与女道士发生过恋情。在《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等诗中,李商隐提到了“宋华阳”的名字,于是宋华阳就被认为是李商隐的恋人。还有一种夸张的说法是:李商隐曾经和宋华阳姐妹二人同时恋爱。苏雪林在《玉溪诗谜》中[5]对于这个故事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想象发挥。

  锦瑟。香港马报管家婆彩图李商隐有一首著名的《锦瑟》诗,刘攽在《中山诗话》中提到,有人猜测“锦瑟”是令狐楚家的一位侍儿,李商隐在令狐家受学期间,曾与她恋爱,但终于没有结果。

  荷花。民间传说他在与王氏结婚前,曾有一小名“荷花”的恋人,两人十分恩爱。在他进京赶考前一月,荷花突然身染重病,李商隐陪伴荷花度过最后的时光。这段悲剧给他造成很大的打击,以后的诗中他常以荷花为题也是对旧情的眷恋。

  王氏。王氏是李商隐的妻子。但有人从李商隐《祭小侄女寄寄文》中(“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推断王氏为李商隐再婚的妻子。如果这种看法成立,李商隐应该还有一位初婚妻子,但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几乎空白。李商隐与王氏的感情非常好,在王氏去世后,他写下《房中曲》等悼亡诗篇,情感真挚,语意沉痛。其中最著名的,是在他离家赴蜀地宦游途中所作《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剑外从军远,无家与寄衣。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 也有猜测,《锦瑟》也是为纪念亡妻而作,以琴弦断裂比喻妻子去世。

  对于李商隐爱情生活的研究,以苏雪林的《李义山恋爱事迹考》(1927)最为著名。此书在1947年曾再版,更名为《玉溪诗谜》。苏雪林的研究,继承了程梦星、冯浩等人的成果,拓宽和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内容。例如,通过她的考证,多数人接受了李商隐与女道士的恋爱经历。不过,苏雪林的猜测和推理几乎不加节制,从而构画出几段离奇的恋情,包括他曾与宫女偷情。

  李商隐通常被视作唐代后期最杰出的诗人,其诗风受李贺影响颇深,在句法、章法和结构方面则受到杜甫和韩愈的影响。[6]许多评论家认为,在唐朝的优秀诗人中,他的重要性仅次于杜甫、李白、王维等人。就诗歌风格的独特性而言,他与其他任何诗人相比都不逊色。赞赏李商隐诗歌和批评他的人,所针对的都是他鲜明的个人风格。后世许多诗人模仿李商隐的风格,但没有一位被认可。

  根据刘学锴、余恕诚的整理研究[7],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共594首,其中381首已经基本确定了写作的时间,213首无法归入具体的年份。此外,还有十来首怀疑是李商隐的诗作,不过证据欠充分。

  政治和咏史。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抒怀和咏物。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心中的抱负无法得到实现,于是就通过诗歌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安定城楼》、《春日寄怀》、《乐游原》、《杜工部蜀中离席》是流传得较广的几首。值得注意的是,这类内容的作品中许多七言律诗被认为是杜甫诗风的重要继承者。

  感情诗。包括大多数无题诗在内的吟咏内心感情的作品是李商隐诗歌中最富有特色的部分,也获得了后世最多的关注。《锦瑟》、《燕台诗》、《碧城三首》、《重过圣女祠》等,保持了与无题诗类似的风格。而《柳枝五首》、《夜雨寄北》、《悼伤后赴东蜀辟至散关遇雪》等,则反映出李商隐感情诗另一种风格的意境。

  应酬和交际。在李商隐用于交际的诗作中,写给令狐绹的几首(《酬别令狐补阙》、《寄令狐郎中》、《酬令狐郎中见寄》、《寄令狐学士》、《梦令狐学士》、《令狐舍人说昨夜西掖玩月因戏赠》)特别引人注意,为解释他与令狐绹的关系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李商隐的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艺术风格,文辞清丽、意韵深微,有些诗可作多种解释,好用典,有些诗较晦涩。现存约600首,特别是其中的无题诗堪称一绝。李商隐擅作七律和五言排律,七绝也有不少杰出的作品。清朝诗人叶燮在《原诗》中评李商隐的七绝“寄托深而措辞婉,实可空百代无其匹也。”

  他的格律诗继承了杜甫在技巧上的传统,也有部分作品风格与杜甫相似。与杜甫相似,李商隐的诗经常用典,而且比杜甫用得更深更难懂,而且常常每句读用典故。他在用典上有所独创,喜用各种象征、比兴手法,有时读了整首诗也不清楚目的为何。而典故本身的意义,常常不是李商隐在诗中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常娥》(嫦娥),有人直观认为是咏嫦娥之作,纪昀认为是悼亡之作,有人认为是描写女道士,甚至认为是诗人自述,众说纷纭。

  也正是他好用典故的风格,形成了他作诗的独特风格。据宋代黄鉴的笔记《杨文公谈苑》记载,李商隐每作诗,一定要查阅很多书籍,屋子里到处乱摊,被人比作“獭祭鱼”。明王士桢也以玩笑的口吻说:“獭祭曾惊博奥殚,一篇锦瑟解人难。”(《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批评意见[8]认为他有时用典太过,犯了晦涩的毛病,使人无法了解他的诗意。鲁迅曾说:“玉溪生清词丽句,何敢比肩,而用典太多,则为我所不满。”(1934年12月致杨霁云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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